毛泽东第一次踏上三晋大地，正是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性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即于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率领红军东征这一伟大战略行动之时。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对日军步步进逼华北的危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作出了红军东征的重大战略决策。1936年1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延长会议部署兵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编制成下辖三支主力部队的东征红军：一支是红一军团，一支是红十五军团，一支是红二十八军团，分别由林彪、徐海东、刘志丹任军长，共13万人全部参加东征。

初战吕梁告捷

　　“红军飞渡敌魂丧，调兵遣将援吕梁”。 1936年2月20日晚8时整，红军渡河战斗打响。红一军团在绥德县沟口渡河直捣黄河东岸的中阳县坪上村（今属柳林县），红十五团在清涧县河口向着对岸石楼县贺家洼强渡，两路大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

　　23日清晨，毛泽东率一行人分乘三只大船，从西岸的西辛关出发，在山西石楼县东辛关登岸。

　　阎锡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坚固防线，竟然在一夜之间被红军神速突破，而且红军连战连捷。如惊弓之鸟的阎锡山一面急调孙楚所部入陕晋军撤回河东，急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二旅驰援中阳，驻守隰县的二０三旅增援石楼，在中阳、石楼地区投入战斗，一面加紧调整部署，企图四面“包剿”红军。

　　针对阎军的堵截，2月24日，毛泽东等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地形，准备打击敌军的增援。

　　2月25日，红一军团经一夜激战，敌独二旅3000余人全部被歼。增援石楼的二０三旅一营阎军，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遭到红十五军团的迎头痛击，阎军官兵200余人当场被俘。

　　毛泽东在石楼县西卫村指挥红军势如破竹，在渡河不到10天内，就连续取得关上、蓬门两次大捷，攻占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5县交界这个重要战役枢纽地区。号称“满天飞”的阎军精锐部队独二旅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毛泽东戏称其为“满山飞”。战斗打得漂亮，大快人心，红军的声威大震。真可谓：“红军飞渡敌魂丧，调兵遣将援吕梁”。

　　关上、蓬门大捷，红军击溃了阎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在西卫村，毛泽东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部署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提出“扩红、筹款、赤化”三大任务。3月1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张停止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3月8日，毛泽东等经交口、桑后峪挺进隰县大麦郊和冯家港一带（今属交口县）。在大麦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要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军，扫清东进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并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毛泽东集思广益，确定了具体行动。他站在军用挂图前，一边指点，一边部署：“红一军团主力为左翼，布防于兑九峪西北的张家庄、碾头和南阳一带；红十五军团主力七十五师和七十八师为右翼，集结于兑九峪东南的鱼湾和仲家山地区……使整个战役以兑九峪为中心，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如伸出的两把铁钳，对集结于兑九峪正面之敌形成半月形的反包围圈。”

　　3月8日，作战命令正式下达，在长达20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一个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静候敌军自投罗网。

　　3 月9日，阎军第二纵队首先向兑九峪以西之大麦郊、阳泉曲推进。阎军第三纵队协同动作，二０一旅连夜进占原庄、罗巴沟一带山头阵地，准备于拂晓时分配合杨效欧部发动突然袭击。

　　3月10日凌晨，毛泽东经西宋庄、温泉庙、范石滩抵达孝义县郭家掌村（今属交口县）。红军按部署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指挥部就设在距敌人五六百米远的郭家掌村的金斗山上，毛泽东身披蓝布棉大衣，迎风站在金斗山上亲自指挥战斗。

　　红军主力突然从左、中、右三面发起攻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向两翼包抄，试图切断晋军李、杨两部的联系，分割包抄，各个歼灭。阎军各部仓促应战，负隅顽抗，十余架轰炸机狂轰滥炸，轮番助战。由于红军攻势猛烈，阎军渐渐不支。阎锡山急调两个团从太原乘车赶来增援。同时又命令第四纵队、第一纵队，向红军侧翼进击，威胁红军后路。阎军援兵源源不断地冲来，由原来的4个团猛增至15个团之多，总兵力达3个纵队。参战敌军的数量显然已大大超过了红军。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3点多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战况十分激烈。

　　敌人的炮弹不时呼啸着落在毛泽东站立的山包上，警卫人员极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可毛泽东丝毫没有在意。一次，毛泽东的帽子被风吹掉，警卫人员赶着去捡，毛泽东反而关切地说：“要注意隐蔽，不要往前面乱跑，小心子弹打着。”

　　面对敌情的变化，又考虑到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装备较弱，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毛泽东当机立断，对彭德怀说：“我们已吃掉了阎军近三个整团，再一次狠狠地打击了阎锡山，目的已达到。敌人的增援部队已陆续赶到并投入了战斗，看来，我们要一次把这么多部队吃掉是不可能的。”于是红军撤出战斗。

　　为保存实力，阎锡山也于当晚命令部队撤出兑九峪地区，放弃捕捉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进北上，等待援军的到来。

晋西牵敌周旋

　　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进行休整，伺机东进。此时，应阎锡山的求援，打着消灭红军并乘机插手山西如意算盘的蒋介石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入晋增援，阎锡山也积极调兵遣将，企图配合中央援晋大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

　　为此，3月1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再次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12日，红军总部在郭家掌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讨对策。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打到同蒲路、汾河流域去，威胁太原，调动敌人。坚决消灭一切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反动分子，同时要加紧扩大红军，广泛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决定红军分兵三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上晋西北，威逼太原；毛泽东率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为中路军，转战晋西，以牵制阎军。

　　会后，三路大军立即分头行动，开始了新的战略展开。这时候，春寒料峭，万物沉睡。然而，大地回春的潮流正四处悄悄涌动，势不可挡。为避开驻汾、孝晋军主力，红军各部一路餐风饮露，风雨兼程，以后撤之势向西绕行。

　　毛泽东率领不足500人的中路军，声东击西，左右逢源，开始在孝义、隰县、石楼、永和一带山区，与阎军孙楚、杨效欧部20个团兜开了圈子。同时，心系全局，指挥左右两路军在南北两翼迅速展开，伺机狠狠打击敌人，并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扩红筹款。

　　3月17日傍晚，毛泽东率中路军冒雪由郭家掌村转战到灵石县双池镇附近的西庄村（现属交口县）。本来毛泽东打算只在西庄住一宿就走，因为陈长捷部正紧紧咬着追来。但当他得知西庄吃水十分困难时，立即指示部队，要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找到水源。于是，几支红军小分队，越过山山岭岭，找遍沟沟洼洼，经过一整天辛苦的查找，终于在村东的一条小河沟里找到一眼细小的泉水。战士们循此拼命地挖下去，泉眼越挖越深，泉水越流越旺。面对此情此景，群众喜出望外地奔走相告，连连称赞：“真是神兵！神兵呐！”

　　在随中路军转战晋西途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在石楼、交口、孝义一带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会议于3月20日在交口县上益干村召开，27日在交口县康城镇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立即偕李克农到延安与张学良作进一步的谈判。批准了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的4项协议，并决定由王炳南作为中共代表继续进行杨虎诚的工作。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并把以发展求巩固作为红军的战略方针。

　　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总部转战回龙、秦王岭、王上坪、义泉等地。4月13日，进抵隰县康城镇（今属交口县）。毛泽东一面指挥红军作战，一面亲自指导康城的地方工作。

　　只是，中路军500人的队伍相对于身后穷追不舍的晋军20余个团的兵力实在太少，还整天在各路敌军缝隙间、眼皮底下转去插来，且相距红军主力部队又不是一两天的路程，将士们为此生怕短兵相接，寡不敌众，很为毛泽东及总部安全担忧。跟随总部一起转战的张浩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你把主力都放出去了，如果让阎锡山知道了，只要派上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就受不了啦！”毛泽东微笑作答：“我看，老西没有那个胆量，他不知道我们的虚实，等他摸清情况时，我们就和主力合拢了。”转战间隙的一天，毛泽东为打消战士们的忧虑，来到电台前，在询问了几位电报员一些情况后，便笑着问道：“这些天，你们有些提心吊胆吧？”接着，向大家解释说：“我早闻听阎老西队伍战斗力不强，今天看来果然如此，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河防堡垒丢光了。他们在石楼城里有守军4个团，被我叶参谋长指挥的一个小团围住不敢出来。他的那个‘满天飞’旅，在关上村战斗中，被我们一军团一击，就变成了‘遍地滚’。看来，很不经打。我们摸到了这个底，所以才敢欺侮他。”

　　听完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战士们像吃了颗定心丸，舒展了心情，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

　　毛泽东率领中路军以小拒众，灵活机动地袭扰追敌，致使敌军一直摸不清中路军的底细。敌军知道中路军虚实是在红军一名新战士掉队被俘以后。于是，阎军孙楚和杨爱源率大部队起劲地向红军总部尾随追来。中路军随机应变，立即离开大路，向山里火速转移。刚爬上一座山头，敌骑兵部队两个连就顺着山沟追了上来。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向山下看了看，带着几分幽默的口吻说道：“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哩！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让他们见识见识。”说着，一面命令特务团马上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吩咐电台人员到山顶老乡窑洞里去烧开水。不一会儿，只听见半山腰枪声大作，特务团居高临下，把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扭头乱跑，结果，还把紧随其后的两个轻装步兵连也一下子冲垮了。

　　当击退敌人时，水也烧开了，红军便坐在山头喝水、吃干粮。毛泽东一边吃一边向远处眺望，好象在观赏周围景色，又好象是在思考什么。看着他从容镇静的神色，大家心里更踏实了。

　　一天，中路军来到一个小山村宿营。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正整装出发时，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两发炮弹竟落在总部特务团住房上面，震得窑洞里尘土飞扬。大家很关心毛泽东的安全。秘书几次催促道：“主席，快走吧！敌人朝我们打炮了。”毛泽东却泰然处之，平静地说：“慌什么！过一会再说，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果然，敌人打了一阵后停下来了。毛泽东这才从容不迫地起身。

　　走了一程后，侦察员赶上来说：“部队离开没多久，敌人就又打炮了，有两发打在了主席住的窑洞上。”大家听了，开玩笑说：“连敌人的炮弹都听主席指挥哩！”毛泽东率总部在康城一带辗转20多天，敌人才寻踪扑来。为了继续吸引这部敌力于晋西，便于左右两路军向南北纵深发展，毛泽东、彭德怀牵着孙楚的第四纵队逐渐转向黄河沿岸一带，几乎每日宿营地距阎军仅约15华里，在群众掩护下畅游于千山万壑之间。途中，毛泽东成竹在胸地对彭德怀等笑言道：“现在，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向我们压来，企图逼我们向西过黄河，回陕北去，我们偏不回去。”在毛泽东率领下，中路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缝隙中猛折回头，向东穿插，急行军一天一夜，一下子把敌人甩开老远。当阎军赶到黄河边上时，看见有几只运送物资的木船停靠在西岸，以为毛泽东已率部队过河回陕北了。其实，红军早已从敌人的胳肢窝里抄到敌人的屁股后面去了，而阎军还在做白日梦呢！

　　为策应左路军行动，刘志丹、宋任穷等率领红二十八军于3月3日渡河入晋。4月14日，刘志丹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噩耗传来，毛泽东竭力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低沉地说：“我初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外，但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不会磨灭的。”毛泽东盛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率领中路军转战晋西期间，不仅紧紧牵住了晋军20多个团的兵力，掩护了左右两路军的顺利发展，而且所到之处，大力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在双池、康城一带，毛泽东多次作指示和深入下去开展赤化、扩红、筹款工作。

　　山西境内，毛泽东率红军所到之处，广受群众欢迎和拥护，红色政权不断建立起来，筹款、扩红热潮汹涌，一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意盎然景象。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国民党中央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驻守洛阳、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并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左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蒋、阎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遵照会议的决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毛泽东领导的东征红军，转战山西30余县，击溃阎军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同时，东征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红军东征作为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为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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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记载、铭记和纪念这段光辉历史，山西省共有三处建有红军东征纪念馆。即建在石楼县的红军东征纪念馆，另两座分别建在柳林县和永和县。其中，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是创建最早也是惟一省批修建的，其馆内有许多珍藏，截止2011年上半年，共搜集到相关历史图片567张、文件图表298份和东征实物328件。最吸引人的是毛主席在东征期间用过的墨盒、蜡台、马灯、茶杯等物品，睹物思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代伟人当年在油灯下工作的情形。谈起毛主席，石楼西卫村的张年拴非常激动，他说：“当时，主席就住在俺家，晚上经常是一整夜一整夜在开会。主席的夫人贺子珍每天都陪娘聊天、帮娘干活，还送给哥哥一个红花格的铁盒，送给姐姐一个绣花缎手绢。这不，托主席的福啊，姑娘、儿子都上了大学。”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廉政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红军东征将士的后代，每年有七八万人到这里来参观、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