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四五月，应中国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印度伟大诗人、东方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沈漠汉、画家南达拉波斯、英籍私人秘书恩厚之等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在北京期间，他曾由诗人徐志摩和林徽音陪同游览了北京，并到故宫访问溥仪和庄士敦，之后由北京来到山西省城太原进行友好访问。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一行六人从加尔各答乘船出发，4月8日，泰戈尔一行抵达香港，随即访问广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4月23日傍晚，泰戈尔一行来到北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泰戈尔所到之处除游览之外，多次发表演讲、座谈交流。

泰戈尔原计划是从北京到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船东渡日本的，但当泰戈尔听徐志摩等人介绍山西的乡村建设搞得颇有特色，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印度，他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客观地说，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同时他也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访问太原。

5月21日下午，泰戈尔一行在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教务主任卫西琴的陪同下，前来太原访问。下午四点多，载着泰戈尔的火车徐徐驶进了正太路火车站，当头戴绛色冠、身着青色袍，满面苍髯、儒雅慈祥的泰戈尔精神矍铄地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车厢时，现场顿时一片沸腾。早有人点燃了喜庆的鞭炮，伴随着“啪啪啪啪”脆响，军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代表阎锡山专程前来欢迎，来自太原三十多个群众团体的几百名代表纷纷涌上前去脱帽向泰戈尔致敬。整个正太车站被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场面十分热烈。

泰戈尔被眼前热烈的情景感染了，他和欢迎者不断地握手，热情地打招呼。出了正太车站后，泰戈尔即乘马车到督军公署花园外国文言学校稍事休息，随即由卫西琴、潘太初陪同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

阎锡山办公的督军公署是一个有着二十几个院落、近千间房子的大院，都督府、得一楼、穿心院、南厅、北厅、东花园、西花园等建筑，错落有致又互为拱卫地连在一起，外人入内，如入迷宫。在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泰戈尔饶有兴致地观赏着督军公署的建筑，穿过迷宫般的回廊、暗道、楼阁，他打着手势，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觉得住在这迷宫里的阎锡山更是个谜，让人回味无穷。”

当泰戈尔一行进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只见他四十多岁年纪，矮小个子，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穿黑缎布褂，脚穿黑布鞋，一点也不像个赳赳武夫，倒像个十足的乡村学究。没等泰戈尔说话，阎锡山先开了腔，一口浓厚的山西五台口音：“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甚就来甚，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说着手一让，将泰戈尔一行人请进客厅。

阎锡山虽是军阀，但一向标榜自己是文武全才的儒将，双方落座后，通过翻译互相寒暄了几句家常，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哲学方面。阎锡山打开了话匣子，言道：“鄙人留学日本打开了眼界，但仍笃信儒学。唯物哲学认统一为过程，矛盾为经常，故以治为变，乱为常；儒家心物一体哲学认为矛盾为错误，统一为正常，故以乱为变，治为常。欲拨乱反治，须发扬心物一体的哲学，为政应站在全民的利害上。这便是鄙人为全山西人民服务的出发点。”

泰戈尔听了阎锡山的话若有所思，他抚摸着自己浓密的络腮胡子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印度与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印中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

说到这里，泰戈尔仿佛是有意考问阎锡山，道：“请问阎先生，什么是东方文化？”

阎锡山沉吟了片刻说：“东方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字。”

泰戈尔一听来了兴趣，紧接着问道：“什么是中呢？”

阎锡山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解释道：“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听了阎锡山的解释，泰戈尔微笑着点点头，那表情或许是赞成，或许只是出于礼貌和尊重。稍停顿一下，泰戈尔又说：“阎先生，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双方一来一往，共同语言颇多，不知不觉到了晚餐时间。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碗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汾酒，还打趣道：“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

听了阎锡山的话，客人们哈哈大笑，一时间气氛非常融洽。对这充满山西地方风情的“五盔四盘”，泰戈尔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借着酒兴，阎锡山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所谓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谈到村政，泰戈尔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当即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泰戈尔不愧是伟大的诗人，宴席结束后，他以充满诗情的优美语言，对阎锡山表示：“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相信以我们大家的努力和经验，在晋祠的这项乡村建设实验一定会成功的。先在太原一地开头，然后逐渐向中国推广，让它全面开花结果。”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五年时间，1929年6月28日，徐志摩在写给泰戈尔私人秘书、农业专家恩厚之的信中说，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

据当时太原报纸记载，泰戈尔到达太原之后，曾经受到教育文化团体的普遍重视。5月23日下午3时，泰戈尔应省教育会等教育文化三十余团体的邀请，在文瀛湖公园大自省堂（现山西饭店花亭、水池，即原自省堂旧址）召开欢迎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人士和大、中学生数千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几无插足之地，以致于自省堂门被挤坏、窗户玻璃被挤碎。

泰戈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山西人民的好客之情，表示非常感动和感谢。他满怀诚恳地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中国与印度，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在讲话中，泰戈尔还把“蝗虫”比作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地抨击帝国主义以“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中印等弱小国家，把极美丽的世界，弄得极丑恶了；极和谐的世界，弄得极紧张了”。泰戈尔还以恃强的羊霸占母羊的乳，饿瘦其它小羊的例子作比喻，谴责资产阶级“私欲亢进，侵略残杀，竞争嫉妒”，“利用政治经济的势力，奴役群众，压迫弱小民族，把极有活气的世界，弄得死气沉沉，大多数人皆失其有望之乐了。”他呼吁：“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

泰戈尔的讲话，不断被欢呼的群众所打断，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和欢迎。

5月24日，山西省教育会派员陪泰戈尔游览晋祠名胜古迹。25日早晨，山西各界人士和学生数百人，又到正太车站为泰戈尔送行。泰戈尔与欢送者亲切握手道别，乘车经石家庄、郑州，前去华中重镇汉口访问。

与大诗人泰戈尔谈论哲学，成为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他后来的多次讲话都提及他和泰戈尔晤叙一事，语气中颇带自豪。据台北出版的《阎锡山年谱长编》记载，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典礼的讲话中，又提到他和泰戈尔面谈一事。原话是：“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泰戈尔又说，我从上海到天津、北京，没有看见中国文化是什么。我说，你到太原也看不见，你到乡间或者能看见。这样，泰戈尔先生就指定一位研究农村的科长英国人在乡下考察六个月，临行时，他说，中国的文化确在乡下，由人民生活的常态中略得端倪。”阎锡山的这段话，简略地叙述了泰戈尔和他谈话的一些内容。

泰戈尔的这次访华，引起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艺界的高度重视，报刊上大量发表消息和评论。他在演讲中总是对中国人民寄予希望，对中国文化予以赞扬，对中印友好加以鼓吹。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我可以这样说，印度感觉到同中国是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的兄弟。”“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的事业。”“我们永远也忘不掉在古老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关系。”

总之，泰戈尔作为正义的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永远给山西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和深刻的印象。他是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阎锡山则是一个军阀政客，从辛亥革命担任山西督军开始，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是民国时期在位最长的“封疆大吏”。令人称奇的是，阎锡山这个大军阀与泰戈尔这位大诗人竟曾有过一段如此相谈甚欢的“亲密接触”，令人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