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裹挟下，生活在吕梁山中的少年西戎，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做了一名普通的宣传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由于他读过高小，读过《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公案”章回小说，在宣传与战斗间隙，迷上了文学这块伊甸园，尝试着笔耕的味道。其时，西戎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职业作家。从他的第一篇作品《我掉了队后》（刊登在1942年10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迄今，已经快七十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获得了一席地位。他不但成为作家，而且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著）、《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留给人们记忆，留给人们话题。

    西戎曾担任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并且长期主编文学刊物《火花》和《汾水》，为山西省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出了很大贡献。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戎“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2001年1月，西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一 由放羊娃成为作家

    西戎，本名席诚正，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蒲县西坡村。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山区小村庄。六岁时，西戎入初级小学读书，作文成绩突出，除完成课业外，喜欢听书场说书人说书，爱看戏剧，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家就读。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鲁迅先生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描写，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说中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让西戎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两年后他高小毕业，考中了设在临汾的省立六中，却因家境窘困，无法再入学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跟随战地服务团听演讲，看节目，学唱歌，激发起一腔保家卫国热情。战地服务团开走不久，十六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作文艺宣传工作，半年后转入吕梁剧社。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西戎和剧社人员不辞辛苦，连续演出，使他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一年后，吕梁剧社奉命与另一个抗日剧社——黄河剧社合并，仍然延用吕梁剧社名称。这次合并，也是日后被称为“晋绥五作家”的首次汇合，即原吕梁剧社的西戎、胡正和原黄河剧社的马烽、束为、孙谦聚到了一起。1940年冬季，组织上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戎在延安学习期间，知识青年中兴起了一股改名风，以示与旧我决裂，开始新的生活。他也加入了其中，请当时吕梁剧社文化教员高羽为自己改名。因为他是山西人，出生地是西坡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参加了革命队伍，可谓是投笔从戎。因此，高羽为当年的席诚正改名叫“西戎”。

    1942年夏天，西戎结束了近两年的学习，同吕梁剧社的其他同志一起被编入八路军120师所属的战斗剧社做编辑。他开始尝试创作文学作品，在延安杜甫川兵站窑洞的山坡上，以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次遭遇战为素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经过认真修改，他大着胆子投给了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到10月底，稿子被登出来了。这篇作品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西戎继续创作的信心。因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能在该报发表作品，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也是西戎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件事本不足为奇，但对我这个正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的青年人来说，却受到了极大鼓舞；也可以说，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此我便盲目而自信地走进了文学队伍的行列，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路上五十春》）。”不久，剧社进行人员精减，只保留下一部分搞戏剧和音乐的，做编辑工作的西戎离开部队，从陕甘宁边区返回晋绥根据地，加入了边区刚组建的文工团。此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下来，晋绥文艺界负责人便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去锻炼，西戎被分配到保德县四区抗联当文化部长。

    在保德四区工作的几个月里，西戎换上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扎上腰带，套上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峁，走村串户，努力工作，跟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也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写出了《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等一批小说、散文和通讯报道，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晋西北的《抗战日报》上。这一段经历对西戎了解农村，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是“七七”抗战七周年，晋绥边区开展了“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西戎等文艺工作者都回到了机关，参加这项活动。他同卢梦、孙谦、常功合作，创作出了表现农村减租减息运动的多幕大型眉户剧《王德锁减租》，获得了征文评奖戏剧类甲等奖。交给“七月剧社”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很短时间演出就超过了一百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

    完成了《王德锁减租》后，西戎被调到《晋绥大众报》做编辑。结合工作，他写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最突出的成果，是跟马烽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西戎和马烽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创作冲动。正好，1944年年底，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用章回体分头写作。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面世，每期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登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西戎和马烽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吕梁英雄传》在报上一出现，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1946年，西戎和马烽整理了前37回，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8年底，西戎和马烽抽出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数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文革”结束后，两人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几年印刷一次。《吕梁英雄传》堪称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的史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二 辉煌时期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又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挤时间写作，有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问世。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

    第二年初夏，西戎回到了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素材，不长时间写出了六个成功的短篇，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到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

    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儿、蒋四儿弟兄的故事，于是两次去到唐兴庄蒋家，与英雄的母亲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迹。他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来汾阳与西戎汇合，两人再度合作，进一步采访了有关人员，讨论写作提纲，设计故事情节，然后分头写作。不久，创作出了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

    通过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尽职尽责，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等；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这篇小说既给他带来过荣誉，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央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然而，到了1964年文艺界的“左倾”思潮盛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把邵荃麟提出的“写中间人物”歪曲为反对写英雄人物，主张写落后人物和牛鬼蛇神，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西戎的《赖大嫂》成了“中间人物论”的“黑样板”，认为是塑造了落后的人物形象，调和了阶级斗争，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赖大嫂》更成为西戎的一大罪状，遭受了残酷批判。

三 重返文坛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由于《赖大嫂》之故，西戎是较早被批斗的作家之一。次年，他与赵树理、马烽等人一道被关进“牛棚”，除继续挨批斗外，还得干扫厕所、烧锅炉一类苦力活。1970年，全家被下放到运城县农村劳动改造。1975年，山西省委成立文艺工作室，西戎才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次年，停刊十年的《火花》改名为《汾水》正式出版，西戎继续任主编；到1982年更名为《山西文学》时，才卸去主编职务。1978年，省文联、省作协恢复活动，他被推选为省作协主席，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誉主席。

    复出后的西戎，在编刊物之余，重新开始创作。他先后写出了《他，是弱者也是强者》等一系列散文和评论，特别是陆续发表了《春牛妈》、《赵庄闹水》、《耿劳模》、《走上新岗位之前》、《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表现了一位老作家坚实的艺术功力。

    西戎在“文革”前写散文不多，但每一篇都很感人，以细腻和富有意蕴而见长，如《母亲的晚年》等。“文革”之后，他的散文多起来了，发表有数十篇。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趋老，人生体验越来越丰富而深刻，散文这种文体便于表达出各种体验来。较有代表性的为《忆良师丁玲》和《他，是弱者也是强者》。《忆良师丁玲》是西戎在丁玲逝世后带着深厚的感情写的。在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丁玲时的情景，回顾了丁玲50年代初从四川调他去北京的经过，谈到了“文革”结束后丁玲从长治回北京路经太原时的相见。有描写，有抒情，有感受，从不同角度刻画出了丁玲的形象。《他，是弱者也是强者》是一篇记叙作家赵树理被残酷批斗和住牛棚过程的文章。作品是在赵树理诞生80周年前夕的1986年5月写成的，《山西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等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章有许多真切的细节描写，把受苦受难的赵树理展示给读者，让每一个读者无不动容，甚至潸然泪下。

    除了创作之外，新时期以来，西戎还把大量精力用在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上。许多文学青年就是在他的真诚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取得很大成就的。1986年，他出版了一本文学言论集《寄语文学青年》，除选收了一些他谈自己创作道路的文章外，多数是他为青年作家出书写的序言、与青年作者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他扶植文学青年成长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