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乐镇上的陌生人
    公元1240年某月某日，山西芮城永乐镇。

    一位头戴黄冠，身着道袍的中年道士，正沿着官道，风尘仆仆地向镇上走来。他虽然看上去非常疲惫，可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非常之辈。他叫宋德方，字广道，号披云子，莱州掖城人（今山东省掖县），是元初全真教著名道人丘处机的得意弟子。

    他在镇上四处张望，本想找个打尖住店的地方，可令他失望的是，整个镇子呈现一幅“屋庐焚毁，城廓丘墟”的荒凉模样。此时的永乐镇犹如一座死城，破败得令人难以想象，这让宋德方深感奇怪。因为若是十年前是如此一副光景，他倒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大蒙古国与金国交战正酣，位于“中条之南，大（黄）河之北”的永乐镇，本属于金国的地盘，隶属河中府（古称河东），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特别是当时金朝已经从燕京（今北京市）迁都到汴京（今开封市），与河南只有一河之隔的河东，“据天下腹心”，进可攻，退可守，对于交战双方而言，其军事战略位置都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也成为双方争战的“焦点”地段。在1231年12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亲率大军攻陷河中府之前的十多年间，河东一带被双方反复争夺。而对于当地的老百姓而言，不管是蒙古军杀过来，还是金军杀过来，面对的都是同样可怕的结果：“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位于黄河金三角地带的河东，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农业生产本是极为发达，然而在战争的折腾下，却到了“田野不治”、“民物空竭”的地步。那么八年之后，按道理讲，蒙古人早在山西站稳脚跟，并且在已消灭金国、完全控制北方的情况下，永乐镇为什么依然没有恢复生机呢？

    宋德方决定好好了解一下情况，好在他是有“组织”的人。当时全真教在北方影响甚广，到处都有他们的传道据点，永乐镇自然也不例外。永乐镇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被全真教奉为开山鼻祖的吕洞宾故里。吕洞宾是唐宋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八仙”之一，民间影响很大，“凡谈及神仙者，必曰钟（离权）、吕（洞宾）也”。当地老百姓对这个神仙级的明星老乡也非常喜欢，特地建立“吕公祠（又称纯阳祠、永乐祠）”纪念他。为了表示与这位神仙老乡的亲密关系，老百姓纪念他的方式也颇有几份亲昵无拘的狂欢气息。文献记载，唐末以来，“每遇毓秀之辰，远近士庶毕集其下，张乐置酒，终日乃罢。”然而这只是历史的遥远想象，几百年之后的宋德方，看到的纯阳祠却完全变了模样，昔日香火旺盛的祠堂，已经变得是“荒残狭隘，无人葺之”。倒不是老百姓不虔诚了，而是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被双方来来回回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彻底地摧毁了。在破败的祠堂院落里，宋德方还发现了一块立于金正定五年（1128年）的《有唐吕公祠堂记》碑，也是因“劫火所裂”，碎成几块。现实和历史，都被兵火战争惨害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对此宋德方是感慨不已，心疼不已。

    宋德方来到纯阳祠，并非只是为了凭吊祖师爷而感怀伤情的，他其实是来视察基层工作的。当时的吕公祠虽说已经“改祠为观”，并有道士住持，成为全真教扩展势力范围的据点之一，可说是道观，实在勉强，只不过在当地士官的赞助下，在破败的祠堂周围，增修几堵墙，建了一座门而已，依然太过隘陋，更是无法与全真教尊奉的“祖师仙迹”地位相副的。

    对此宋德方很不满意，随即召来观里的道侣同仁，一起商量重修纯阳祠之事，并大胆提出“易祠为宫”的主张。宋德方有三个理由。一是扩建纯阳观是符合全真教最高精神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凡祖师仙迹一为发扬”的最高指示；二是从全真教的战略布局来看，纯阳观居于终南山重阳宫和大都长春宫之间，是全真教统治北方两大据点相联结的关节点，战略位置尤显重要；三是纯阳观地处“山河蕴秀，土膏林郁”的河东，临水背山，正所谓“阳明交会之地”，是道家理想意境的修炼之地。但是，称之为宫的道观，都是道教里最高规格的建筑，不但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还要有中央官方的批示。宋德方的理由很是充分，设想也非常美好，可他有能力实现吗？

    当时，纯阳观内的道士王志端看过宋德方的“署牒”（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或护照），知道这位刚被合西太子赐予“披云真人”之号的宋德方决非一般人物。他十二岁弃家学道，道行高深，而且见过大世面，是1220年跟随丘处机西行朝觐成吉思汗的十八弟子之一。当初，为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和支持，为全真教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会，70多岁的丘处机不顾年事已高和路途艰辛，冒雪冲霜，万里跋涉，奉诏西行，最终和成吉思汗相见，两人相谈甚欢。仙风道骨的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极大赞许，并被“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准备东返时，成吉思汗还深情地遣使劳问：“朕常念神仙（按指邱处机），神仙毋忘朕也。”

    凭借蒙古大汗的尊崇宠遇，丘处机和他的徒弟们，在1224年东还大都后，就以此为契机，在北方创观造宫，极力扩张地盘，全真教因此一时大盛，“功日益兴”，“徒日益广”。而被丘处机任命“提点教门事”的宋德方，便是扩占“信仰市场”方面的急先锋。丘处机去世后，他依然壮心不已，痴心不改，坚持“假余力建立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分棋布，凡余百区”。 

    对于纯阳观内像王志端一样的基层道士而言，像宋德方这样的人物，就是传说中的偶像，业界里的精英。如今，这位偶像突然大驾光临，并且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实在是有些喜出望外，或者说出乎意料。狂喜中的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保险美梦可以成真，“咸稽首再拜，以主持为请”。宋德方倒也不客气，不谦让，而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有底气，成功案例也多，譬如1234年到1236年，他就连续主持修建了太原西山昊天观和平阳长春观两座道观。

    然而，永乐宫的修建，却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容易和顺利。最初，纯阳观里的道士、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的百姓都非常兴奋，也非常支持，都以为会有个国家级的建设工程要落户当地。为此特地举行了一个别样的开工仪式，由当时驻守永乐的驻军元帅张忠代表官方，和道士王志端一起，把纯阳观并地基状况呈献给宋德方，此外，驻军部统张兴施水地三十亩，当地群众也贡献“磨窠一区”。在大家的支持下，“运智于精微之间，斟酌事势”的宋德方一方面准备筹建工作，一方面上报朝廷请求修建事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三四年间，永乐宫的营建工程毫无进展，陷入停滞状态。
二、宋德方的难题
    究其工程进展不力的原因，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宋德方本人身上。当初，宋德方遵照师傅“汝缘应在西南”的指示，进入山西传道，修宫建观只是捎带“业余玩票”的性质，他其实背负着更重要、更神圣的使命。

    丘外机去世前，曾托付宋德方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重新编纂刊刻道家经典《道藏》，在文化宣传的阵地上侵占先机。1235年9月，全真教掌门尹志平命令宋德方禀承师意，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利用平阳府制版业发达的优越条件，“率众镂道藏经板”。这是一件工程浩大繁复的工程。此间，宋德方独自奔波“海内数万里”，一方面“奉被朝旨、借力贵近”，做好资金募集和项目申批工作，另一方面“牵合补缀，百方并进”，先在中阳、晋、绛设立四局，后在太原设立七局，潞、泽设立二局，此外还在陕西、河南等地设有十四局，共设有二十七个经局，汇聚各方精英，进行编纂整理和雕刻制版工作，此外，还另设六局“以为印造之所”，前后“役工者无虑三千人”，文本数量达七千八百余卷，工程规模之庞大，任务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宋德方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件大事上的运筹上，虽说期间他也多次到河中府办事，但主要是为解决印刷《道藏》用纸问题（晋南农业发达，农作物的秸杆是制造“上品精洁复纸”的好原料，加上永乐宫又是三大祖庭之一，在此地采集纸张，也很有象征意义），因此实在无暇顾及永乐宫的修建工作。直到1244年，宋德方在基本完成道藏的刊印工作后，才腾出时间，开始继续主持和调度永乐宫的筹建工作，“指授节次，使之渐进”。可以说，他对永乐宫是相当偏爱的，甚至有在此逸养天年的打算。有诗为证：“春深花柳满郊丘，雷泽聊存十日游。三洞藏经功欲就，一身化导意殊休。趂人岳色连天远，逐马河声卷地流。莫说频烦到祠下，他年永乐是菟裘。”可天不随人愿，就在这一年冬天，刚有点起色的营建工程，又被“野火延之，一夕而尽”。

    更令宋德方郁闷的是，他以全真教名义向朝廷请示修建永乐宫的报告，一直没有批示下来。这其中，有一个很微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蒙古汗廷对全真教的态度转变和政策变化。虽说蒙古统治者采取多元化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地区的统治，对于佛教和道教两大教派一直采用平衡策略，但因为蒙古帝王大多偏好藏传佛教，所以在优惠政策上还是有所“偏心”。譬如就在宋德方雄心勃勃地准备筹建永乐宫时，蒙古汗廷一不给政策，二不给钱财，置之不理好几年，可同时期却在山西五台山上，由官方投入巨资，大规模修寺建庙。这决不是个别的现象。有元一代（含蒙古国时期），道门中建宫立观，从来都稀少官方的投资和支持，更是无法与佛教界建寺修庙时得到的皇家优厚待遇相提并论的。而在营建规模、总体数量、实体财产等方面的比较差距，也是同样如此。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当时蒙古国基于对南宋战争的考虑，正在大力扶持中国南方的另一个道教教派——天一教，以期拉拢人心。与此相比，金国灭亡后，北方的全真教利用价值锐减，而且全真教在民间的极力扩张，也多少引起蒙古汗廷的一些顾忌。因此，对全真教而言，要解决修建永乐宫的融资问题，只能走“群众路线”，通过募捐兴役完成。可遗憾的是，纵是老百姓有心，却无力施捐。因为当初本还算富裕的晋南老百姓，已经被蒙古的疯狂税收政策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1236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灭掉金国大概两年后，突然决定加大蒙古王公们在中国北方的封地。而山西这片敏感而富裕的土地，则被黄金家族的直系成员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继承人）、阿剌海公主（成吉思汗之女，大汗窝阔台汗之妹，有“监国公主”之称）、独木干公主（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女）等皇亲贵戚所瓜分。这些被称作黄金家族的政治“暴发户”，对于黄金有着近乎偏拗的狂热。他们在分封后，就迫不及待向封地派来课税官，并规定所收“王赋皆使贡金”，不收实物。为此，封户们不得不将所纳之物换成白银，然后再兑成黄金，如此折腾，最终完成赋税时，往往需要“十倍其费”，致使封户大多倾家荡产，“犹未充数”，甚至“榜掠械系，不胜苦楚”。更可怕的是，诸王王府还依照漠北草原的传统习俗，将封地“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而且啥都不要，只要黄金，以致活不下去的民众不是“转徙逃散”，就是“人自相食”。

    此外，窝阔台可汗还保持着在这些分封的土地继续征收赋税的权利。而最不可思议的是，窝阔台竟于1239年把中国北部的国家税收事宜承包给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原因很简单，因为商人承诺可以给他提供比正常体制更多的税收。1230年，颇有才干的耶律楚材主政北方，改革税制，当年税收收入是1万锭银，虽说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可被战争撑破了欲望的蒙古人远远不满足，因此在1239年12月，当奥都剌合蛮承诺可以征收税银44000锭时，耶律楚材和理性也只好靠边站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可汗，还是诸王，之所以对黄金需求那么疯狂，除却满足对外征服战争而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外，更多是缘于他们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私人贪欲。他们和回回商人的关系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喜欢把搜刮来的黄金送给回回商人（内亚和中亚的穆斯林）进行再投资，赚取暴利。国库的钱都被可汗和王公贵戚们挪用来投机，那么对老百姓的搜刮剥削，自然是不可能有底线了。如果地方官民交不起税怎么办呢？有办法，这些身为地方税务官的斡脱（意为合伙人，和“官商”性质差不多）商人，会放高利贷给你。这些可恶的商人，因为有可汗以及那些王室贵戚作后盾，还会肆无忌惮地勒索老百姓。他们在中国北方最惯用的骗术，就是谎称他们用某位宗王的钱购置的货物被盗，然后强迫当地百姓赔偿他们的“损失”，不服从，他们就威吓说蒙古官府会进行可怕的报复。

    在这种近乎疯狂的政策导引下，被榨干了的北方老百姓，其悲惨和困苦的情况可想而知。为了躲避蒙古汗廷及其代理人赤裸裸、永无止境的剥削和劫掠，被称之为“驱口”的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只好千百成群地逃往南方，仅1238年一年，南迁的农民就有十五万户之多。而在窝阔台死后十多年间，无论是他的遗孀脱列哥那皇后摄政，还是此后他的儿子贵由继位，以及儿媳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的摄政，这些糟糕的政策几乎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

    遭逢乱世，是宋德方最大的不幸。此时年迈的宋德方，在永乐宫被野火焚毁后，已经无力再奔波万里去募集重建资金了。而当地老百姓在蒙古汗廷、地方王室、回回商人的重重盘剥下，被搜刮得一干二净，也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他。宋德方的梦想，永乐宫的修建，也都只好无奈地被搁置下来。1244年，身心俱疲的宋德方来到终南山北麓的大重阳万寿宫，在此闲居休养。这一年的春天，应窝阔台次子阔端大王之请，他做了大概是他人生最后一场重大的醮事，连续七天七夜，事后被赐予“玄都至道真人”的称号。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因此借机向上面托关系，递请求，反正是在第二年（1245），蒙古汗廷终于下达了“有敕升观为宫”的旨令，并赐予“纯阳万寿宫”的称号，同时晋奉吕洞宾为“天尊”，永乐宫显赫的宗教地位终于得以确立。

    然而此后三年，永乐宫的工程依然是空头项目，没有丝毫进展，宋德方虽说很不甘心，可也毫无办法。他老了，也太累了，1247年冬天，宋德方“示微疾而逝”。第二年冬天，遵照他生前遗愿，将其灵柩由终南祖庭迁葬到永乐宫。又过了两年，公元1250年，由宋德方“辛苦百端”完成的《玄都宝藏》的道藏经板，“委官辇贮是宫”，从平阳的玄都观转移到永乐宫来，终是和他合二为一，魂归一处了。对于后人这般苦心安排，他若是在天有灵，应该是欣慰和满意了。
三、永乐宫的春天
    1245年，当宋德方退居终南，永乐宫又被官方批为国家级重点工程后，全真教派了一位叫潘德冲的人，专门负责永乐宫修建事宜。潘德冲，字仲和，号冲和，淄之齐东人，也是随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的十八弟子之一。1245年他被任命为河东南北路道门提点，“主领河东永乐纯阳宫之法席，以事建立”。不过，由于某种原因，潘德冲直到一年后，还是没有走马上任，这可急坏了当地的政府官员。因为敕建永乐宫好歹也算是国家领导人钦点的国家级面子工程，可一年多过去了，依然是个半拉子工程：“殿宇殊无，垣墙粗立。计尔门徒则虽有度，其材木则未完”，看上去着实让人心烦。于是，从1246年十月至十二月，宣差河中府长次官等人先后六次上疏“敦请潘公（德冲）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期望加快工程进度。

    然而此后好几年，潘德冲一直迟迟不能，或者不肯到任。因为那几年大环境情况太遭，那么能折腾的宋德方都没有办法，换成别人肯定也一样。直到1252年，事情才有了新的转机。这一年，成吉思汗小儿子拖雷家族的继承人蒙哥，在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拔都系的大力支持下，悄然登上汗位。说是悄然，是因为当时宫廷内部的争斗还没彻底平息，算不上合法。不过，这预示着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的蒙哥，是一位有思想、有野心的英雄人物，他和此前的几位统治者不一样，“不乐燕饮，不好侈靡”，不爱喝酒，说明头脑清醒，不爱黄金，说明懂得克制。对于苦惯了的老百姓而言，此前遭遇那么多浑蛋的皇帝，突然迎来这样一位英明的国家领导人，自然是庆幸不已。当然潘德冲也非常高兴。一方面是替老百姓高兴，另一方面则是替全真教高兴。因为新掌权的帝国领导人蒙哥，“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和全真教走得很近。

    1251年6月，蒙哥在搞定朝内反对派后，在斡难河畔的阔帖兀阿阑之地，再次举行登基仪式，正式成为蒙古帝国的新一任领袖。凭心而论，蒙哥确实不错，算得上一位英明雄武的帝王。他一登上汗位，便发号施令，要求“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敛民财”，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起模范作用。当时有回鹘使者向他进奉价值连城的宝物，他批评道：“当今百姓疲弊，最缺的就是钱，我一个人独占这么多有什么用？”有一次，阿速带皇子因打猎破坏了老百姓的庄稼，他马上命令把皇子身边的几位近侍臭揍了一顿。还有一次，在行军途中，有位士兵拔了老百姓几根葱，就被他喝令砍头示众。而他最大，也是最得人心的经济改革就是废除前朝恐怖的税收制度，简化税种，固定税率，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中国北方的经济生活，也因此渐渐恢复过来。

    蒙哥可汗继位后，马上任命李真常为全真教派新掌门人。也是在这一年，宋德方被蒙哥的弟弟旭烈兀追授予“披云天师”之位。蒙哥对全真教的重视，特别是对宋德方的优宠，和蒙哥在北方中原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这就是始于1252年的大规模人口普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全面增加帝国的税收，另一方面是为同时对南宋、高丽和西亚展开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做好动员准备。特别是中国北方拥有许多手艺精湛的“军户”，如铁匠、木匠和黑色火药的制作者等，他们也都在这次官方普查中，被详细调查，并以炮手的身份登记造册。1253年，当旭烈兀率军西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蒙古第三次西征）时，有一支由1000名汉人炮手组成的军队随同出征，并在攻打报达城（今巴格达）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旭烈兀要另眼看待宋德方了。虽说此时的宋德方已经去世四年，但不要忘了，此前宋德方数十年间，在北方四处游走、奔忙的“刻版印刷”工作，全都是和手艺人打交道的活，再加上全真教在北方民间如日中天的强大势力，称他为当时中国北方区的“手工艺协会主席”也不为过。给这位“前主席”一种名誉上的肯定，不但是拉拢相关专业人士的人心，更可能有要其徒子徒孙协助官府进行行业普查的实际考虑。如果再考虑到河东一带又是蒙哥的战略盟友拔都的势力范围，再加上全真教教长李真常和蒙哥的私人亲密关系，我们也就容易相信，全真教的春天，也是永乐宫的春天，就要来到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1252年，潘德冲终于“率其徒”到任，其实之前不是他摆架子，而是时机不成熟罢了。现在一切都好了，上头领导大力支持，下面百姓安居乐业，终可以好好大干一场了，“于是辟垣塘，新宫宇”。当时在他的主持下，“远近助役源源而来”，“四方之荐力施赌者云会”。之所以如此，不是说潘德冲就比宋德方高明，而是沾了时势的光。因为蒙哥新政府上台后，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的治理，政治清明了，经济稳定了，老百姓这才有闲时、闲力、闲钱来给自己的精神信仰“买单”。有了钱财，有了人力，工程实施自然顺利，工地上“陶甓伐木，云集川流”，一派繁忙景象。潘德冲自然也是劲头十足，他亲手“略基址，度远迩，程工能，合事庀徒，百堵皆作”，忙得是不亦乐乎。

    潘德冲能干，运气更好。也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全真教新掌门李真常奉敕祭祀岳渎时，曾四驻永乐，这说明一来潘德冲的接待工作做得好，二来说明潘德冲的工作效率高，因为当时“规模宏敞”的永乐宫已经初具规模。上级领导一高兴，好事自然来。李真常当时正得蒙哥的宠，加上正在操办国家级的“祭岳”庆典活动，手里资金充裕，因此决定顺手挪用一些公款，“倾帑以助其经费”，高标准提升永乐宫的修建规模，为本门增光添彩。

    也正是由于“不差钱”，潘德冲主持修建永乐宫时，气派特别大，单是三清殿屋脊上的琉璃鸱兽，差不多就有3米多高，整体建筑规模更是达到86880多平方米，不但拥有“无极殿以奉三清，混成殿以奉纯阳，袭明殿以奉七真”的三大殿正式建筑，而且“徒众之所居，宾旅之所寓”的福利设施，以及“斋厨库厩、园圃井湢”的配套设施，也都一应俱全。此外，颇有经营头脑的潘德冲，还利用多余资金，扩充道宫产业，在永乐宫一侧建立“下院十余区”的经济开发区，“市良田、竹苇及蔬圃、果园”，进行农林牧副等多种产业开发，甚至包括“舟车、碾磑”这样的第三服务产业，他也积极拓展。可以说，他的经营是相当成功的，永乐宫的资产也是越来越丰厚，单是每年为中条山东、西居民贷粟，就有“数踰千石”。也正是因为潘德冲头脑灵活，经营有方，是领导眼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李真常视察工作的第二年（1253），他就被正式任命“提点纯阳万寿宫事”。

    需要说明的是，潘德冲和宋德方一样，最后也魂归永乐宫。上世纪50年代末在永乐宫故址挖掘宋德方、潘德冲墓时，发现墓中石槨和随葬品都相当精美。虽说史料证明两人的墓穴都是由当时官员、民众捐钱修建的，不过石槨上雕刻的亭台楼阁、杂剧人物以及开芳宴图，多多少少也说明他们生前的生活，应该还算过得滋润，这自然是与当时道宫产业发达，收入丰厚是分不开的。
四、忽必烈的惩罚
    永乐宫道士日子过得滋润幸福，如果说一方面是沾了宋德方和潘德冲的光，那么另一方面则是托了祖师爷丘处机的福。当年，在中国北部人口中，在蒙古政府的苛捐杂税中唯一能得到豁免权的一类人便是宗教人士。1223年，成吉思汗在会见丘处机时，就曾把免税许可这一特权赐给了全真教派。

    全真教全盛时，不但可以免税，甚至可以救命，当时全真教的义士们以“抑暴止杀”为己任，利用“特权”，不辞辛劳，奔走四方，为救百姓于涂炭之中，特“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当时的老百姓，自然是“闻者乐附，所全活甚多”。此外，如果碰到“尸盈郊邑，血满道途”的战争大屠杀时，道士们还会主动掩埋死者尸骨，并“设黄籙醮事，拔度亡灵”。正因为这些善行义举赢得了民心，使得全真教在北方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

    蒙哥执政时期，由于上头领导支持，下层百姓拥护，全真教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赞道：“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极；教徒蕃衍，道门增广，未有如今日之盛。”然而事情总是有它的两面性。这一时期全真教的领袖太过志得意满，甚至产生了“唯我独尊”的政治幻觉，开始强力扩充全真教势力，并刻意打压自己的竞争对手佛教势力。最明显的，就是自在金南渡之后，他们就开始利用北方各地佛寺焚于战乱之机，侵占庙祠，改为道观，不断侵占佛教的地盘，据张伯淳《辩伪录序》的说法，共有482所。当时，与永乐宫仅一河之隔的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曾向蒙哥可汗上书告御状，他写道：“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占植寺家园果梨栗、水土田地……”而在《元至元辩伪录》里，则详细举证全真教在“东平、济南、益都、真定、河南、关西、平阳、太原、武、朔、云中、白霫、辽东、肥水等路”都有“打拆占夺，碎幢磨碑”的累累恶行。

    除却不断“侵地”之外，最令佛教徒们不能容忍的，就是道教一派“谤讪佛门”的精神打压。早在1255年的一场官方辩论会上，佛教代表就指控道士们散布流言，歪曲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贬成仅仅是道教的附庸。而道士们“胡说八道”的依据是一本相传由西晋道教祭酒王浮撰写的《老子化胡经》。这部“准”道教经典，主要叙述老子骑青牛出关后，将其教义宣扬至西域、度化佛陀的故事，此“胡”是特指佛祖释迦牟尼。书中还暗示佛教只不过是老子发展的道教中的一种简单的庸俗化形式，以便吸引比较落后的印度人。而宋德方组织重刊《道藏》中，就特地收录了此本“经典”。此外，当时宋德方在各地开设印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将《老子化胡经》和依据《化胡经》绘制的《老子八十一化图》抽出翻印，广而告之，其意图不外乎贬低佛教，抬高自己。

    也正是由于全真教道士做得太激进，太过火，从而极大地激化了佛道两派矛盾，导致关系日趋紧张，忍无可忍的佛教徒也因此一再向蒙哥可汗告状，要求政府出面摆平此事。可蒙哥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征服世界的大事，对于两派争斗拌嘴的小事，实在提不起兴趣，可问题又不能不解决，于是就命令当时主政中国北方的忽必烈（蒙哥的兄弟）来定夺此事。

    1258年春夏之交，由忽必烈担任主裁判长，在开平府（即后来的元上都）的大安阁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佛道大辩论。当时，佛道两派都安排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真常已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余人；而佛教方面则有那摩国师、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忽必烈手下的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200余名儒士和官员，则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其中，由于谋士子聪和尚已皈依佛门，为示公正，只能回避，以旁听身份参加这次辩论。

    当时双方各派出17名精英代表参加辩论，并且规定：如果道教胜利，17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17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辩论一开，双方操唇枪，弄舌剑，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道教辩护者固然能言强辩，可他们的论据太过单薄，依托的只有《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两本古书里的证据。可是佛教对手，尤其是八思巴大师广博而雄辩，他直击对方软肋，直接对这两本著作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并驳斥道：请问对方辩手，《史记》里有“化胡”的记载吗？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化胡”的说法么？道教一方深感理屈，一时语塞。对于佛教一方这一犀利的观点，主裁判长忽比烈持赞赏和肯定的意见。

    需要说明的是，八思巴是忽比烈的上师，私交很深，但如果因此说忽必烈有“偏心”之嫌，却有失公平。且不说当时还有其他在座的200余名公证人，忽必烈甚至为当时已处于辩论下风的道教徒提供了一次挽回的机会，邀请他们表演“绝技”，可道教徒无法，或是无力完成这项挑战，导致最终惨败，并如约遭罚。当时忽比烈派使臣脱欢，亲自押送道士樊志应等17人，到龙光寺削发为僧，同时下令烧毁所有的《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等伪书。此后又几次下旨，命令道教将以前侵占的佛教寺庙，一一归还佛教所有。

    虽说道教在辩论的事件中遭到羞耻的失败，可蒙哥也好，后来的继任者忽比烈也好，并没有想过禁止道教。他们只是从统治者“平衡”政策的角度考虑，适当抑制道教的过分行为，给予一些温和的惩罚和警告而已。毕竟全真教在北方民间的庞大势力和广泛影响，需要小心对待。可以佐证的史实就是，永乐宫大规模兴建工程，并没有因为此次辩论的失败而受到影响。中统三年（1262年），也就是这场著名的大辩论结束后三年，永乐宫历经十年苦心营建，终于完工，时人王鄂在其撰写的《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里，感慨地写道：“是宫之作，肇于德冲，十年于兹，告成厥功。”

    忽必烈虽说在宗教政策上，尽可能持“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可相对而言，佛教受到更多的优待和恩宠，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中央政府里，有掌管天下释教僧徒的宣政院，也有掌管天下玄门道教的集贤院，可前者“秩从一品”，后者“秩从二品”，孰高孰低，孰亲孰疏，自然是一目了然。也许正是事实上的“端不平”，才使得憋着气的道教势力和太得意的佛教势力，多年来一直在以各种阴谋或阳谋的方式暗中对抗。

    1280年，道教方面再次主动出击，决心搞一个大阴谋收拾对手。这个阴谋的计划实在谈不上好坏，可是非常大胆：由一些道士故意放火焚烧大都长春观，然后再企图嫁祸佛教徒。长春观是全真教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他们的三大祖庭之一，供奉丘处机祖师爷的道教圣地。这个“自焚”事件，在别有用心的挑拨下，自然导致不明真相的道教徒们群情激愤，骚动不安。当时忽比烈认识到事态严重，派来几位干练的官员立案调查。不知是调查者太高明，还是作鬼人太心虚，反正很快道士的诡计就被揭穿，真相大白天下。忽必烈对此很生气，后果也是很严重。他下令严惩这些破坏和谐的捣乱分子，结果是两个道士被处死，一个道士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另外六个道士则被流放。

    1281年下半年，或是听了太多不利于道教的闲言碎语，忽比烈终是狠下决心，下令烧掉除老子的《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教书籍，而且要求毁掉全部刻版。灾难终于降临到永乐宫，宋德方耗尽一生心血的《道藏》经板，也是永乐宫最重要、最骄傲的珍藏宝物，终是在愚蠢的教派争斗下，被一把权力的大火，焚烧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