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家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亮亮地常年敞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驻足多望，更不敢奢想哪一天能有幸进去参观一下，一睹珍容。那么，陈永贵与钓鱼台有着怎样一段特殊的情缘呢？

　　搬进高贵威严的钓鱼台期间，面对难耐的寂静、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令人头疼的理论学习，陈永贵感觉极度不适应、不自在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土生土长于黄土地大寨村的陈永贵热闹惯了，突然间被安排一个人住在这清静高雅的小楼里，怎么也住不惯，憋得难受，感觉简直就像一只翱翔于蓝天的飞燕被强行关在鸟笼般失去了自由。这年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随后，没在北京住两天，就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议论了一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了。
　　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陈永贵面对的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说得夸张一点的话挺大的地方连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怅然若失地浑身很不自在，极不适应地怎么也坐不下来，只好走来走去个不停，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高贵地居于钓鱼台里当总理就是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地审阅与批示。这种"恭奉"的上等待遇，对于陈永贵简直就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折磨。
　　单要是就此也能忍一忍了，更要命的是，那份难耐的寂静。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长甚至省里的大人物，进一趟钓鱼台也是极难的。陈永贵在这般"荣华富贵"中度日如年地工作、生活着……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接见陈永贵等劳模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7。
　　在新生的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是"四人帮"的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不能算做一伙。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青集团的。可见，"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中严重受挫。但这一结局却是大快人心，也是事关中国发展前程的幸运之处。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习马列，好好啃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这正是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不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
　　没过几天，陈永贵又找了一个借口回山西了。接着又是参加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他全国各处一路走来热情似火、干劲十足地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钓鱼台之外。这样，他多少才"如鱼得水"地工作、生活得舒畅一些。
　　再住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陈永贵在劳动

　　对于任何人来说能当上副总理的人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这对陈永贵来说，滋味就略有些苦涩了。他挺发愁啊，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得了这个？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一趟昔阳，在大会上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倾吐了一堆内心话，他坦率地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多少哩，还得批文件！……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处逢生，陈永贵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陈永贵给毛泽东写去一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毛泽东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左思右想之下，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泽东申请搬出钓鱼台。更可谓为自己走了一招画龙点睛的妙棋。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周恩来细细问了经过，叹道："以后呀，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也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他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慢声问道："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来这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
　　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陈永贵恭恭敬敬地接过来，低头仔细一看，只见上边有主席的亲笔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他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打心眼里万分感激毛主席对他的理解与尊重。
　　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上还表扬了陈永贵。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在座的"四人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只听江青急忙嚷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正是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在这次毛泽东亲自召开的政治局会上，陈永贵因之前请示毛泽东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四人帮"则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他们不敢当面顶撞，纷纷按照主席的要求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张春桥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他在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人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嘛，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一直也没有搞好。

陈永贵陪同周恩来与外宾参观大寨
　

　　陈永贵兴高采烈地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里，拒绝了配服务员、带家属来、申请点补助……始终清廉奉公，保持劳动人民本色
　　得到毛泽东允许他搬出钓鱼台的批示后，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兴高彩烈地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100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13辆带空调的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
　　人虽搬出钓鱼台住，但按规定应该给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至少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对此坚决拒绝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却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就我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但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就连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的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理60元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元提高到100元。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元二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元。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还没有拿到这个数。
　　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陈永贵日子过得过于清贫、节俭，太不像个国家副总理的样子，便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严厉地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元五角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有人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陈永贵还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不过照样得花钱。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陈永贵就更是这方面的楷模。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入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财这些老搭档尝尝。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陈永贵身为中央领导人倍觉说话、行动都有很多限制，而且还得应付一大堆文件，不是批这个就是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搬出钓鱼台后的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走走，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起初，他总要找机会大胆地走出住处哪怕是去商场或理发店，但几次都遇见群众认出他来而围看或打招呼，搞得不好收场，从此他便不再寻机出去走动，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在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出去转一转。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60来岁的老人。

邓小平在陈永贵家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下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吃惯了的家常便饭。陈永贵对家人一贯严格要求，从不放任自流。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其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